祀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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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一种基于共同体想象的"法-权"体系实现，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税的形式基于法权体系的结构而呈现出两种基本的形态：在存在党争的国家，税是一种党派/选票竞争（party game）的产物，一个复杂博弈结果；在个体不能经由选票干预立法国家，税的立法和其他公共事务类似，是一个政治仪式。

但政治仪式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结构，正如金字塔式的科层制法权体系存在特定微观的权力式样（power pattern）一样，公共生活的仪式行为需要宏伟的理念——理念本身合乎逻辑、是否可行并不重要，只要能引起群体内部权力的式样共鸣（pattern resonance），其就足以成为公共仪式行为的目的所指。

从群体化的微观的仪式行为比如葬礼和祭祖，到社区-国族层面的集体仪式比如祭祀烈士和环保税立法，集体意志经由共鸣和想象体现为个体一致行为，在这个层面上，"死者安息"和"绿色和平"是一样宏大的、抽象的、符合特定审美标准的行为目的。

与其说是绿色和平组织倡导了环境保护的附加税，不如说是附加税的存在合理化了绿色和平的宏大愿景。

在非仪式层面上的作为党派博弈结果的税制立法则不符合这一特定的审美标准，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博弈论（game theory）作为常见的解释集体理性行为的典型参照之一，主要的政治参与力量之间必须经由选举/国会辩论等政治分工形成合作、对抗、中立等不同的关系，才能影响税收立法的最终结果，这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军事/经济博弈是类似的，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测，但战争本身的游戏规则是稳定、符合逻辑的。War never changes。

《左转》中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分别对应了现代国家-民族体系中的仪式(ritual)和博弈(game)，事实上这两个基本的模型（pattern）也可以用来描述几乎所有的人类群体行为，从举办演唱会到建造航空母舰。

很可惜"博弈论"并没有对应的"仪式论"，作为政治仪式的祭祀/税收也并不需要集体的理性决策作为驱动——每一种仪式都需要一个宏伟的理念，但也仅仅需要一个宏伟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