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起源
- 国家立法无法进入私人伦理场域，所以最高法院出台"规范彩礼"的文件，属于既没有用处，也没有授权的搞笑型立法行为。
- 但是伦理的范式直接与法律的效力相关联，性别/婚育/财产分配的"风俗"（典型如彩礼和工资"上"交）是典型的"私人间习惯法"，其脱离于国家实体立法的规制范畴，但又左右着巨额的社会财富流动。
- 凡是有货币流动的地方，国家就会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征税，这是一切现代国家的权力根基。
- 国家权力如何越过私人自决的"民事事务自由"而接入传统意义上的私人伦理场域，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立法博弈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流行文化（zeitgeist）和民族国家的文化惯性直接冲突融合的必然。
- 谁塑造了"流行文化"，谁掌握了时代精神的话语权？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是事实上的答案，媒体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左右了时代伦理的快速"迭代"。
- 无论主导文化工业的是自由市场个体，还是国家/类国家科层组织，只要一个现代国家的立法场域内存在"文化产业"，其就会接管国家意志（成文法）无法触及的私人间伦理规则。
- 所以只有彻底消灭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供给，文化革命——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伦理税——才能顺利展开。
- 婚育伦理的国家范式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体现了文化革命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另外一重重要作用：以国家意志为驱动的基因筛选，即通过消灭文化工业，弱化区域的、私人的习惯法约束力，以成文法的范式确保最符合国家意志的基因得以延续，典型如军人优先分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