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符号和符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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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常识的角度来说，女性在办公室工作中更倾向于处理"人际事务"，男性更倾向于处理"非交际事务"，这是一种常见的刻板印象，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街头政治中，女性更热衷于街头（地方）的、身体（个体行为）的政治，无论某个社会运动是否与"女性身份"直接相关，女性都更倾向于直接参与其中的行为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男性更热衷于抽象（法律）的、组织化的政治，社会运动中提出理论、口号标语或者诉诸组织行为（社团化或者军事化）的一般是男性。

一个国际反恐常识是：看到女性恐怖分子不要试图谈判，而应当第一时间开枪击毙。

女性更热衷于直接的身体政治，一方面是男权社会长期的"性别消费"选择的产物，但也和人类社会长期的社会分工，以及数万年的母系氏族社会演化习得有关。

身体政治——基于生理特征的社会分工规则——本身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性别，而是一个普遍的、泛物种的现象，但人类的"个体生理"特征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工劳动的形式，则更多的取决于宏观的法律规则，实际上最常见的作为权力符号的身体"政治行为"是"军人为国捐躯"。

更极端的情况是，生理死亡后的身体仍然是权力的符号象征，从无名将士的纪念墓地，到水晶棺材中的政治领袖尸体。

在一个个体权力的消亡以生理死亡为标志的男性主导的立法体系中，死亡不是"权力生命"的终结，而是"理念升华"、"继承权转移"的象征——身体象征了权力，反过来权力的符号也限缩了生理过程的"语义"。

庄子所谓"寿则多辱"。